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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嫁:东干新娘出嫁的服饰全部是用手工制作的。哈萨克斯坦境内的陕西村还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陕西民俗，出嫁的新娘要穿绣花鞋，红绸衣服，挽着清朝或者明朝时的发型，插着簪子“你是从大清国来的？”
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居住着一群特殊的居民———黄皮肤黑头发，讲着地道的陕西方言。他们称呼政府部门为衙门，称呼干部为衙役，把飞机叫风船。村内的儿歌“月亮月亮渐渐高，骑白马带腰刀……”已经唱了百余年，秦腔仍是村内人的传统项目。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统称为“陕西村”。 1862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我国西北陕、甘、宁等地的回民联合当地各族人民掀起大规模反清起义。 1877年，起义队伍最后有约万余人向西翻越天山山脉，有数千人死在路上，最后约3314人来到中亚，其中由白彦虎率领的最大的一支队伍在俄国秋河岸边扎下“营盘”。
这些人被当时的沙皇政府称为东干人(陕西方言“东边的人”)。沙皇政府给了他们7万亩土地，并免征10年赋税。此后，这些陕甘人便在那块土地上播种下从老家带来的麦种和菜籽，就此繁衍生息，村落也由“营盘”向四周扩散。 1990年，被称为国内“东干人研究第一人”的陕西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国杰在乌兹别克斯坦第一次回访到一名东干老人。这名老人惊异地问王国杰：“你是从大清国来的？”“左宗棠的人还在不？” 前苏联解体后，这群移民的居住地分属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目前的总人口已有12万人 “中国海外最大的移民团体”，历史学家这样为他们定义，这也是迄今为止陕西最大的海外侨民团体。
“陕西村村长”安胡赛今年44岁的安胡赛被人称为“陕西村”史上第六任村长。他实际的身份是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会长、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常委、江布尔州陕西集体农庄主席。4月初，安胡赛到西安参加西洽会并参加黄帝陵公祭活动，4月10日晚11时，在回哈萨克斯坦的前夜，满口陕西话的安胡赛与本报记者进行了一番有趣的对话。
《新京报》：你好，安先生，你这是第几次回家？
安胡赛(以下简称“安”)：都快30次了吧。俺经常回陕西。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吗？
安：第一次离现在刚好十年了，是1994年的4月份，那一次我很激动，以前经常听老人说我们是中国陕西人，是老陕，可是我们没有见过陕西，也没有来过陕西。
《新京报》：在哈萨克斯坦陕西村，您是第一个到陕西的人吗？
安：不是，在1989年，原苏联东干协会会长来过，他是第一个回家的人。等他回到哈萨克斯坦，我们就开了一个会，光邀请的各村里的干部，就有四五百人，他讲家乡多么好多么好。
《新京报》：他怎么讲的？
安：他说家里人都很热情，后来在我们自己办的《东干报》上专门作了一期回家报道，人们看了报纸都想回来。可那时手续办不了。从1985年才逐渐有人过来，但是手续特别麻烦，现在好了。
“当地人都说东干人勤劳”
《新京报》：你这一次的行程是怎么样的？
安：咋的，你说？(记者注：安胡赛显然听不懂“行程”一词)
《新京报》：就是说您这次回来都做了些什么？
安：先参加了黄帝陵公祭，那么多人都来了，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祖先很尊重。我回去后要把黄帝陵告诉“陕西村”的乡党，让东干人知道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长，以后要带更多那边的人到黄帝陵祭祖。
《新京报》：听说您这次主要是来参加西洽会的，谈得怎么样？
安：这一次谈得相当可以，俺谈了好几个项目，最先的就是教育，和两个学校签了约，让哈萨克斯坦的陕西人到中国来学母语。
《新京报》：大家不是都会说汉语吗？
安：是，陕西的方言保留得很好，但是文字没有保留下来。还有那个啥，现在你看这个社会发展快，语言也发展着呢，出来很多新词，像这个电话呀，电脑呀，飞机啊，这个以前都没有。
《新京报》：你是说，这些词，你们用陕西话都不会说，是吗？
安：是的。都是俺从这里学的。
《新京报》：那你们怎么叫这些词？
安：把电脑叫computer ，电话叫telephone，飞机叫风船。还有啊，俺们把陕西政府叫衙门，把干部叫衙役。
《新京报》：你们岂不是还保留着古代的称呼，你们是什么时候去的哈国？
安：听老人们讲，1862年到1877年，陕西甘肃等地爆发回民起义。最后1877年起义队伍有3000多人逃难到了中亚地区，在俄国秋河旁边居住了下来，后来发展到了10多万人，苏联解体后，咱们就分散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新京报》：那与当地人交往多吗？
安：多。哈萨克斯坦共有134个民族，都很团结，中国人在那边被称为东干人，这些民族都喜欢跟东干人交往，他们说东干人勤劳。
“把语言给丢了，就不好回家了”
《新京报》：今年要派多少学生来学习汉语？
安：计划送30个娃到陕西外语学院专门学习语言，陕西省政府给予咱们优惠政策，不把我们当外国学生看待，跟国内的娃收费一样。还有，香港影视学院陕西分院，答应免费为我们培养5个娃，他们学习三年，一年预科学语言，后两年学影视导演。
《新京报》：到现在，你们送了多少学生回国学习语言？
安：16个。俺们集资供他们学习，希望他们回去教其他人学习语言。我害怕，把语言给丢了，就不好回家了。
《新京报》：那边的陕西人有不会说汉语的吗？
安：也有。像离我们集中居住地远的两地方的陕西人，他们都不会说陕西话了。一个地方离我们约300公里，另一个地方离我们约400公里，每个村1000来人，只有一些老汉还会说一两句简单的汉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俺给他们专门配了两名老师，教他们东干文。
《新京报》：东干文是你们发明的文字？
安：对的。1928年，专门造出来的字母，刚开始用的是拉丁字母，1958年用俄文字母，拼出来专门发老陕甘方言的音。
《新京报》：那两个村子的人愿意学汉语吗？
安：愿意学。可是有一个问题，现在国内出现一些新名词，老师也不会，哈萨克斯坦那边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进口，他们学不到新词不方便。
《新京报》：学生们在那边都学什么语言？
安：俄罗斯语言、哈萨克语言、英语，还学东干语言。
《新京报》：好学吗？
安：也不好学。但必须学。
《新京报》：您会几种语言啊？
安：俺原来没学英语，学的德语。俄语、汉语、德语说得很惯，阿拉伯语会一些，英语知道一点。
《新京报》：这么多。
安：大家都会好几种语言。
“哈萨克斯坦总统向我学技术”
《新京报》：听说你们陕西村很多老风俗习惯还保留着？
安：对的。饮食了什么的，都是中国的老菜，咱喜欢吃面食，像平常都吃拉面、饺子、包子什么的，还有米汤。咱们东干菜在哈萨克斯坦和原苏联都很有名，在首都阿斯塔纳已经建造了30多个陕西饭馆，生意都很好。
《新京报》：你们吃的菜是自己种吗？
安：是的，很多都搞农业。哈萨克斯坦全国50%的蔬菜粮食都是东干人种的，1877年，我们的老祖先刚过去，他们就带了好多种子，现在还有很多都保留下来，像辣子、茄子、芹菜啊，现在还都有。你看，有些咱们的菜名都用俄文叫开了，你像韭菜，俄文发音也是“韭菜”，还有芹菜，俄文也叫“芹菜”了。拉面，原来还是苏联时，全苏联都知道东干拉面。
《新京报》：他们那里以前没有这些菜？
安：嗯，对的。开始看到咱们吃韭菜，他们说是草，现在大部分都喜欢吃这个韭菜，跟咱们一样当馅包饺子吃，做拉面当调料。
《新京报》：除了这些菜，你们还种什么菜？
安：不如中国多，现在陕西人吃的一些菜，俺就没见过。1999年，我请了三个技术员，一个搞大棚菜，两个搞蘑菇。后来，又请了一个搞砖厂的，一个搞饼干厂的，一个搞面粉厂的，让他们把这些新技术带了过去。
《新京报》：厂都建成了吗？
安：建起来了，都工作着。
《新京报》：像面粉厂，原来那边没有吗？
安：有，离咱们住的地方比较远，是别的民族的，咱们得走100多公里去买。
《新京报》：大棚菜和蘑菇发展得怎么样？
安：咱种了蘑菇，当地人都喜欢吃，都争着买。当地有野蘑菇，但是只有一个月，他们都不相信这个蘑菇还能自己养出来。
《新京报》：那你们种菜的很挣钱了？
安：还行，你像蘑菇，按公斤算，每公斤相当于人民币6块钱。
《新京报》：当地也都很支持你们搞这些工厂和种植吧？
安：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还把俺请到他的办公室，问这个新技术。俺拿了番茄，蘑菇，他问怎么把这个造出来的？从哪里引进的？我跟他说，从中国，我的老家。
《新京报》：他怎么说？
安：他说好，让俺多引进一些这样的新技术。
《新京报》：后来有没有推广这些技术？
安：推广了，专门在陕西村，召开了一个哈萨克斯坦全国农业推广会，农业部长还有几个州的州长全都去了，后来在全国搞了很多日光温室，效益都很好。这一次西洽会，俺跟咸阳政府签了协议，发展农业区，像现在那边的玉米小麦产量都很低，小麦一亩产100公斤，玉米亩产只有200公斤，我们希望引进一些新的优良品种。另外，我们还引进了一些水果品种。
《新京报》：什么水果？
安：主要是苹果，像那边的苹果还是以前的黄元帅红元帅等老品种，很多也退化了，像红富士苹果都是从中国进口过去的，这样运费很贵，每公斤8块钱到16块钱。
陕西村要建李白纪念馆
《新京报》：你这个陕西村村长，带着全哈萨克斯坦人搞农业生产了。
安(笑)：这里有个说法不对，那里有7个乡都是住的咱东干人，有三个乡百分百的都是陕西省的人。
《新京报》：我看这边都把你们叫陕西村啊？
安：陕西村是咱们这边叫的，那边不是村，是乡，我把我们住的那个乡改成陕西集体庄园，有2000多户，12000多人，整个庄园就是一个大公司。
《新京报》：我听有人叫您主席，您在庄园担任主席是吗？
安：是的，俺还是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会长，这个协会就代表这个民族，还是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常委。回到陕西老家，大家都喊俺村长。
《新京报》：你在那边叫什么名字？
安：名字很复杂，你像俺的名字叫达吾劳夫·胡赛·西玛劳维赤。
《新京报》：人们都直呼你的名字？
安：直呼什么意思？
《新京报》：就是可以直接叫你的名字吗？
安：噢，大部分没有。跟俄罗斯的称呼一样，叫俺胡赛·西玛劳维赤。俺觉得像这边叫个小安、老安就很不错，那边还不习惯。
《新京报》：陕西村里人都有两个名字吗？
安：都有两个，一个中国的，一个当地的。
《新京报》：那安胡赛就是您的中国名了。
安：是的，俺爸给俺起的，俺小时候他就跟俺说，你姓安，是安家的人，你的家在中国陕西。俺还听这里的专家说，中国唐代著名大诗人李白，他的出生地在唐代叫碎叶城，离俺住的地方不足3公里，俺已经向哈萨克斯坦国家民族委员会打了报告，俺想在“陕西村”内建成李白纪念碑和纪念馆。
“她话没说完，俺就哭了”
《新京报》：你们在中国还有亲戚吗？
安：俺上一次回来，还认了亲戚呢。在西安长安区王曲镇一个村上，一名82岁的姓安的老太太，拿出家谱来，上面还有俺老爷爷弟兄两人的名字，安兴虎、安兴皇，他们就是从中国出生到哈国的。我同她论起辈分来，她还是俺的姑姑。
《新京报》：您就见到这一位亲人吗？
安：对的，见到一位就不容易了，她没说完话俺就哭了，(同家族的人)100多年没有见面了，俺带着在这里上学的几个娃去(看她)了，后来，俺又把俺媳妇、两个姐姐都带去(看她)了。
《新京报》：咱们这边的人有没有去你们那里？
安：有，咱们这里有很多人在那边搞贸易。1991年有一个陕西伊斯兰教促进会6个人，专门去看老乡去，他们那次去，俺印象很深，咱们专门派车到首都阿斯塔纳机场去迎接，到了庄园，好几千人去看他们，都哭了，没有一个没流眼泪的。那一次之后，咱们就把路子走开了，后来又发展贸易。
2000来户有3000多辆轿车
《新京报》：你们在那边收入怎么样？
安：收入？是钱吗？
《新京报》：对，对。
安：现在还可以啊，比当地的民族要强。你看咱陕西庄园，2000来户有3000多辆小轿车。
《新京报》：这么多，都是什么车？
安：像丰田、奥迪、宝马比较多，那边车便宜，一辆奥迪4000多美元，一辆宝马5000到6000美元。
那边家家户户都有车，每家几亩地，围一个庄园，种点粮食和蔬菜。
《新京报》：那你们每月挣多少钱？
安：一般教师每月收入合人民币1200块吧，有些做生意的比较多，一年最少收入1万美元，多的可以收入10万到上百万美元，不过那样的很少。
“不说媒就不能结婚”
《新京报》：你们的风俗习惯也保留得很好，能介绍一下吗？
安：我们那边的婚丧嫁娶风俗都没有变，这一块保护的特别好。娶亲得先要说媒。
《新京报》：不允许自由恋爱啊？
安：自由恋？不行，就是恋好了，也得说媒。
《新京报》：要是不找媒人不行吗？
安：没有那样的。不找媒人那不礼貌嘛，把咱传统的文化都丢了嘛。
《新京报》：可是现在国内都可以自由恋爱啊。
安：咱要保留这些习惯，这样才记得家。媒人到女方说媒，前两次，不能给媒人喝茶，不给吃饭，最少他(媒人)要去三次，一般要去五次，才可以同意把女儿嫁给人家。
《新京报》：这么麻烦？
安：次数少了你就同意，显得你的女娃没地位。
《新京报》：同意之后，接下来还有些什么程序？
安：同意了，就要喝茶吃饭，媒人把男女两方的家人，舅舅姑姑什么的都叫在一起，见个面。后面，男方就要准备耳环、缎子啊，布啊，还要1000美元的礼金。
《新京报》：女方呢？
安：女方就开始准备嫁妆，要准备绣花鞋、绣衣服，最少得准备半年到一年，缝制这些衣服。
《新京报》：每个女孩都会缝制这些吗？
安：都会，家家户户都要会。
《新京报》：结婚典礼怎么举行？
安：最少得热闹两个礼拜，吃饭喝酒，好复杂，俺刚把两个女儿嫁出去，好复杂，好不容易。
《新京报》：大家都愿意保留这种风俗吗？
安：愿意，大家都知道这样做咱才是中国人，是陕西人。
《新京报》：新郎新娘穿什么？
安：手工绣花的袍子和靴子，新娘要穿绣花鞋，红绸衣服，挽着清朝或者明朝时的发型，插着簪子。
《新京报》：全都这样？
安：你不穿那个，结不了婚，人都笑话嘛。
《新京报》：那用轿子抬新媳妇吗？
安：现在都用汽车拉，部分人用马车。
《新京报》：为什么要用马车？
安：原来咱们的风俗就是用马车嘛，大家还是习惯那个风俗。马车还是搞的中国那个老样子，那个比用奔驰车还高档呢。
《新京报》：现在咱们国内都没有马车拉媳妇了。
安：不行，咱们要保留那个。
《新京报》：一定得保留？
安：那是一定。现在俺想的啥，现在都称咱那里是中国古代的活化石嘛，我还计划搞旅游，好多陕西人都想过去看看咱那边的生活，咱要搞一些宾馆、民族大楼。
《新京报》：现在搞了吗？
安：正在弄。
《新京报》：那你们平常都穿什么衣服？
安：平常，什么都有，有的穿这边人穿的西服，有的穿清朝、明朝的袍子，披肩，大衣小衣，不过很少。
《新京报》：男的不留长辫子吧！
安：这个不留，俺看老相片都还有长辫子。原来都穿布鞋，现在都穿这个新鞋，这边叫皮鞋，从中国进口去的。
“男女比例失衡最让我头痛”
《新京报》：那边搞计划生育吗？
安：没有，那边生得越多越好，哈萨克斯坦的人口很少，人口经常降，原来苏联没解体时是1800万人，现在是1400万人。
《新京报》：现在陕西村的人，一家有几个小孩？
安：一般四个小孩。
《新京报》：您有几个？
安(笑)：我有六个，五个女娃，一个男娃。六个不算多，1990年，俺当集体农庄副主席时，还选出了380个英雄母亲。
他们都生了10个以上的孩子。生10个以上的孩子，政府就颁给你一个英雄母亲的牌子，政府给你免很多费。
《新京报》：生这么多小孩，养活得起吗？
安：现在没有这么多，一般四五个。没办法，要生个男娃嘛。
《新京报》：结婚有没有岁数限制？
安：按照哈萨克斯坦法律，男的18，女的17就可以，实际中，咱的娃结婚也太早，女的十八九就结婚了，男的一般22岁就结婚了。
《新京报》：当地人也这么早吗？
安：他们要比咱们平均晚三四年吧。咱们结婚太早，这不是个好习惯。
《新京报》：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让你们的娃回到中国来找个媳妇或者婆家？
安：俺对这些留学的娃们都说了，我说你们学一上完，回去时候一定每人都找一个媳妇，把那边的血缘都换一换嘛。
《新京报》：这是怎么考虑的？
安：现在那边家家户户都是亲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100多年前的几千人，现在发展成12万人了，这个不好嘛，有些小孩身体都不好了。
《新京报》：那你怎么没说让女娃在中国找个婆家？
安：也可以吗，不过一般不允许女孩在外面找，可是现在都开放了嘛，也行。俺下一步也考虑，那边女的比男的多，很多女的嫁不出去，咱们庄子1万多人有好几百女的就找不到对象，30岁以上，男女差了15%。可以让女娃回到中国来结婚。
《新京报》：咱们不跟当地人通婚？
安：很少，连1%都没有。女娃嫁不出去也不能找当地的，咱们觉得不太礼貌，他们愿意娶，咱们不能嫁，这是中国的老传统。
《新京报》：那嫁不出去的女孩怎么办？
安：这是我很大的头痛嘛。原来我的大学同学，还有两个没有结婚。
《新京报》：那就把她们嫁到国内来吧。
安：是啊，这是个好事情。俺想把那些嫁不出去的都嫁到国内来嘛。
《新京报》：嫁不出去的才嫁回来啊？
安(笑)：不是不是。
《新京报》：她们愿意吗？
安：咋不愿意嘛！她们都愿意回中国来，中国是故乡嘛。
《新京报》：很多风俗你们保留得这么全，一夫多妻制没有保留吗？
安：娶多个老婆可以是可以，但是哈国的法律不允许，有的人也娶了两个呢，但很少，一般的都是有的女的不生娃，就再娶一个，还有一个生了8个女娃，他也娶第二个希望生个男娃。
■东干人的诗
《给中国》
虽然中国我没去，
也没见过。
可是时常在心里，
我可思想。
你的俊美我听了，
打爷跟前。
说是那头他生了，
百年之前。
好像绿岭摆着呢，
高山树林。
冰山明明闪着呢，
景景照红。
长江黄河流着呢，
打西往东。
一切活物饮着呢，
河里水清。
水清滩里落着呢，
老坝跟前。
在水里头浮着呢，
悄声叫唤。
跟前莲花开着呢，
开的喜色。
麻雀花上落着呢，
不想要飞。
历史书上也听过，
中国很早。
可是最后可开了，
鲜花味道。
就像春天撒开了，
花的气色。
一切民族闻见了，
她的香味。
———索尊实
索尊实是东干诗人索阿宏·达乌的笔名，意思是尊重史实。
索尊实，今年60多岁，东干村民称他为“写家”。虽然从来没回过中国，他写的诗大部分却是关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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